河南本是卢象升大军重要的粮饷补给地,此次灾害一出,前线的明军立马就断了粮。
而分封洛阳的福王朱常洵,府库堆积如山,却对军队缺粮和百姓饥荒视若无睹。
任凭卢象升写信怎么陈述利害,朱常洵仍旧是一毛不拔。
卢象升虽然是七省总理,但面对这位朱家王爷,皇帝叔父,他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对于明军来说,有粮饷和没粮饷是两码事,一旦缺银少粮,军心就开始不可避免的动摇起来了。
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卢象升只能奏报京师,极力向崇祯陈述入山搜剿的困难,请求他宽限些时日。
后世很多人谈到卢象升时,总说他差点就把农民军给剿灭了。
假如不是清军入关,大明早就把这群流寇给消灭了。
农民军能够坐大,一切责任都要来自后金,大明没有丝毫责任。
然而实际上,这却是一种非常错误的、给明朝贴金的观点。
这种观点说出来,就连卢象升自己都不信。
就拿卢象升给朱由检疏牍里的原话来说:
他认为,“大寇俱遁秦楚万山中,贼出没无端,若奋勤穷追,何地可歇?”
然后谈到粮草时,他又说:
“万兵入山,须万人肩运,即贼不出,而同归于尽也。”
“马不能进,人苦于登,日行三四十里。本色粮无从运,折色粮无所用。”
卢象升疏牍的字里行间,充满了对剿贼战事前景的悲观看法。
什么军事问题都不重要,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政治问题、粮草的问题。
在交通条件差的古代,以日行三四十里的速度在秦楚万山之中去找农民军,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卢象升确实是对付农民军的一把好手,但他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。
消灭一个高迎祥,李自成,还会有千千万万个“王迎祥、张自成”站出来。
可以说,在崇祯五年到九年这段时间里,完全是农民军在独立面对整个大明王朝的围剿。
后金则是捡了大便宜,在这几年闷头发展。
皇太极在范文程等人的建议下,进一步优化了内部的权力结构。
还顺便收拾了蒙古和朝鲜,将周边的威胁一扫而空。
面对困局,卢象升终于想起了他的一位同僚——手握重兵、负责西北战事的五省总督洪承畴。
他上任五省总理时,洪承畴没说话;他上任七省总理时,洪承畴也没说话。
此刻,山穷水尽的卢象升提笔给洪承畴写了一封长信。
卢象升在信中大倒苦水:
“。闯献二逆自滁州溃败,本已势穷力蹙,弟不揣冒昧,驱师穷追不舍,于七顶山复重创之,高逆精锐殆尽,仅以残部逃遁。”
“弟星夜布置,欲锁贼于汉北,毕其功于一役;本赖将士用命,时机已在掌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