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份实实在在的“得”,比任何虚无的口号、任何慷慨的施舍,都更能抚平伤痛,安定人心。
萧何的这套制度,一石数鸟。
它不仅迅速解决了流民的生计问题,避免了可能爆发的骚乱。
更重要的,它迅速恢复了邯郸这座废都的机能,让破败的城墙得以修补,让淤塞的沟渠得以疏通,让肮脏的街巷得以清理。
最关键的,它将整个邯郸最庞大、也最不稳定的劳动力,以一种“自愿”且高效的方式,牢牢掌控在了秦国官府的手中,使其成了重建秩序的基石,而非动乱的根源。
这,便是来自洛邑的经验,亦是萧何那超越时代的、务实到极致的治理智慧。
这些举措,让赵地百姓第一次真切感受到“秦法”的另一面。
不是只有严刑峻法,更有“按劳取酬”、“公平交易”、“令行禁止”的规则。
这比单纯的武力征服,更能深入人心。
一场看不见的变革,就这样,在这叮当的劳作声与米粥的香气中,悄然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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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王政七年,一月二十日。
军纪与流民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之后,萧何与甘罗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数量更为庞大的群体,便是在邯郸之战中投降的数万赵国降卒。
这些人,不同于散兵游勇的流民,更不同于其余降卒。
他们曾是邯郸的守军,有着更强的组织性,经历过最惨烈的城防厮杀,也对秦国怀着更深的国仇家恨与战败的屈辱。
他们是这座新占之城最大的不稳定因素,也是秦国下一步北上攻代所需考量的巨大隐患。
他们的处置稍有不慎,同样会引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。
但同时,他们也是一股最宝贵、最庞大的力量。
邯郸郡守府后堂。
萧何与甘罗二人,正对着一幅邯郸周边地形图,秉烛夜谈。
“萧兄。”
甘罗指着图上那些因战争而大片荒芜的土地,神情凝重:“这几万人,如今皆被圈禁于城外大营之中。每日消耗粮秣无数,军中粮官已多次告急。